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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师生情 ——悼念刘士海校长

已有 42 次阅读2018-6-12 21:12 陈湃文章

半世纪的师生情

——悼念刘士海校长

/陈湃

 

今天接到友人微信,说刘士海校长已于20184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逝世,享年90岁。看到这噩讯,我暗然下泪,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一幕幕地涌现在眼前,不期然写下这篇悼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19606月,我们柬埔寨华侨公立学校十几个学生,怀着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中国学习。首先接待我们的是“广州石牌归国华侨补习学校”。

几周后,我们中有五六个人被分配到云南昆明侨校,留下的编入初中三年级一班学习。两个多月后,我们的人又有五六个分配去湖南长沙学习,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补校当“种子”。当时正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不少人,分到正规学校的侨生粮食要定量,只有留在补校的没有定量,可放开肚皮吃饭,似乎是变相的照顾我。

我班的班主任是李德礼,是从南非归国的老师;辅导员是刘士海老师,他是山西人,夫人是是陈秀娟老师,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侨生,负责新生的接待工作。刘辅导员体格魁梧,但性情和蔼可亲,很会做思想工作,同学们有问题都乐意找他交心,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敬重他。

1961年夏天,学校宣布要分配一批学生去上海。上海是大都会,人人都想去,但名额很有限,僧多粥少,条件严格。一是要有亲兄弟姐妹在上海学习,属特殊照顾;二是要有经济能力,一切费用自付。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才会考虑之列。而我在国内无亲人,又是公费生,当然没有条件。当时印尼排华,回国的学生很多,补校时有人满之患,分配学生到正规学校学习,那是常有之事。对分配问题我也从来不在意,每次分配表态时,我都写上“绝对服从分配”六个字,分配我到哪里也可以,但老是轮不到我去。

记得分配放榜那天上午,班主任与刘辅导员叫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帮处理一些事。到11点放榜时,他们叫我同他去看放榜,我说这事与我无关,我不肯去,可他们硬要拉我一起去。只见我们班中只有三个人榜上有名,其中有我的名字,使我莫明其妙?我问刘辅导员,是不是学校写错了?他说这样重大的事,学校哪会搞错。

回到班中,有不少同学在起哄,责问班主任与刘辅导员:为何没条件去的陈旺祺(这是我的真姓名)榜上有名,而他们有条件去的却都名落孙山?说他们偏心,处事不公!班主任只能说这是学校决定,非他们能作主,请大家服从学校分配。

我也觉得得分配不公平,为了平熄众怒,我到校务处去请求把我位子转让给有条件去的人。不久,刘辅导员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你已留校一年,表现不错,学校这次分配你去上海,当然有原因,你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要辜负国家对你的关怀。”他还说:“至于一切费用,由学校办理,你安心去就是。”我听到“带头”“关怀”四字,心中已明白,于是我安心地去上海了。

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名校“控江中学”,编入高一(1)班,学校指定我当班长。不久又批准我加入共青团,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我写信回广州华侨补校向刘辅导员汇报。他非常高兴,回信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不要辜负补校与国家对你的期望。在高中的三年中,我一直当班长,还发展了不少团员。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学习。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调到福州军区,先后随沈阳军区“中国空军高炮一师”和广州军区“陆军高炮七十师”两度入越参战,实行“援越抗美”,直到1969才胜利完成援越抗美任务,转业到广州名校“广雅中学”任年级组长(连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都在越南打仗,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

自从离开上海后的六、七年中,我已失去与刘辅导员的联系,直到1970年的一天,在广州一酒家中偶然同刘辅导员与陈秀娟老师伉俪重逢,这时我才知道广州华侨补校已关闭,他们转到地处华侨新村的第二中学任教。这时,刘辅导员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同行,关系更加密切了。

1973年我到了香港,1983年我来巴黎定居,从此我与刘老师又失去联系。大约在1986年或1987年,内子(张凤兴,同我一齐回国进补校,也是刘辅导员的学生)在一份旧报纸中得悉刘士海已是华侨补校校长。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激动,马上写了一篇《华侨补校新校长》的文章,刊登在北京《中国建设》杂志上。刘老师见到后很高兴,但不知作者陈湃是他哪个学生?后来他写信去《中国建设》杂志,才知道陈湃就是他的学生陈旺祺,马上写信来巴黎同我联系,阔别了十几年的师生又联系上了,双方当然是很高兴。他信中告诉我,石牌补校现在已搬到瘦狗岭,改为“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继续接待侨生回国学习。

1989年,我应邀回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新中国建国四十周年大庆后,南下上海、杭州、广州考察。刘校长与夫人陈秀娟老师坐着他们的专车接我回瘦狗岭“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招待所住几天,共叙别后之情。在那里,我见到学校的一切皆整整有条,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侨生朝气蓬勃地在学习,学校已恢复了昔日的面貌,心中很高兴。

1995年,我接到刘校长寄来的一本《我的母亲》新书,此书是“香港中国文化馆”出版,是刘校长与香港中国文化馆的友人合作编辑的。书中记载着各行各业的名人回忆自己母亲的文章,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及军政人员蔡锷、蚁美厚、秦牧等等。刘校长叫我写一篇自己母亲的文章寄去给他,说此丛书要编五、六本的。我看到约稿,吓了一惊,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拙文哪敢登大雅之堂?但经不起他“蘑菇”战术,我只好写了一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寄去,他把此文编入第四册中,并赞扬我母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久,我因搬家,又失去了他的联络地址。

进入21世纪的千禧年,我与内子去加拿大多伦多探亲,突然发现刘士海校长与陈秀娟伉俪在多伦多,他们是退休后随其长子去定居的。真想不到我们又在北美重逢,当然是喜不自胜,此后我们还在多伦多见过数次面。刘校长曾几次表示过要来巴黎见我,可是始终因事都未能成行。

刘校长抵加后,凭着他广泛的人脉,交游广阔,仍做着爱国主义的工作并成为书法家。我寄去的《巴黎中华文学》杂志,他都仔细阅读,多加指点,对我的拙作,鼓励有加。从此,联系更密切,书信来往不断。

大约2010年左右,他来信说,他与老伴已在一间华人养老院落户,生活、保健等方便得多,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悦心情。但这几年来不见他来信,我曾写过信去向他问好,可是不见他有回信,思念之情常在我心中。近日才知道他已离世。半世纪师生之情从此人天两隔,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不过人活到九十岁已算高寿。刘校长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况且人缘好,可说是桃李满天下。出殡之日,五洲不少亲属、友人专程多伦多送行,极尽荣哀,可说是走而无憾。我想刘士海校长到了天国,一定会在教育战线上继续完成他的未竟之志的。

 2018612日天巴黎

2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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