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50年代以后，在几十年论战中想做出来的一个区别，也就是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媒体、现代市场所makeup出来，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民间文化是很多，民间文化是非常自发的一个民间生命的象征，它不是为了市场效应，它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非常焕发，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因为高雅文化的整个发展是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取源头，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危机，也就是说两边，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所纳入，都变成市场化、媒体化的一个东西。我可以举几例子，就是从我们中国，我们也可以举这个例子。比方说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特别现在网络和视频以后，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原先民间文化有一个麻烦，就是说不利于传播，因为它通常是local,一个地方上的，你这个地方的民间文化，外头的地方不知道，但是通过视频就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的民间的这个一种非常蓬勃的一种生命力的一个感觉，什么叫大众文化，超女，超女的制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我认为，因为它是用什么，它是用大众传媒，一种市场机制去催生这样一些东西，同时把它马上变成大规模化，而这种东西会摧毁掉所有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一些最主要的体制机制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大学扮演的功能是任何地方所不能取代的。比方说为什么我要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媒体，天然有媚俗的特点，没有办法，不是攻击它，它必然要媚俗，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它必然要媚俗，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当然像《世纪大讲堂》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我也不会来，但是仍然要强调，比如说媒体的水平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的高低，媒体的人从哪里来，无论它的制作人，节目王鲁湘，当然都是大学培养的，党政干部从哪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想，一个是大的文化氛围，我们必须确定几个东西，叫大学高于媒体，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媒体不可能扮演角色，媒体扮演角色，必然会把文化庸俗化，低级趣味化。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必须要来重新来认识，需要强调大学到底是什么，尤其在一个现代大学里面。
我刚才在和王鲁湘谈的时候，我就说美国大学非常地成功，美国的大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类的一个奇迹，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奇迹，也就是现代社会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现代社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商业化市场运作。一个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大学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如何让大学不是如此地功利化，不是如此地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因为如果你不解决问题，大学就不会像大学，大学进来的人，不是来读书，不是来思考，不是像王鲁湘刚才说了，是思想的殿堂，而是来挣钱。
美国大学比较成功，至少它的顶尖的大学，金钱不是它的最高价值，最高的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这个大学能够尽可能地在大学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本科这段时间，隔离于商业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这几年一再讲的一点，就是美国你们注意它，它的最挣钱的，特别，商学院，法学院，都必须是研究生，它是研究生院，他不可以本科读，他必须得本科毕业以后，才能够报考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就比较地保证了，就是大学本科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读书的阶段，而且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我们现在北大是，进来光华学院的人就觉得很牛，看不起文史哲了，文史哲的人就灰溜溜的，这种大学怎么办得好？我要当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件事情就是光华管理学院应该迁出北大，为什么？不应该把挣钱作为大学的最高的价值象征，你这大学必须确认大学的最高价值象征是什么东西？不是金钱，没有一个顶尖大学，没有一个真正的一流大学，会把钱作为它大学的最高价值，所以不是和谁过不去，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也不是和商学院过不去，而是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放在它适当的位置上，适当的位置上，商学院很重要，但是如何办商学院。
我其实最近几年一直在和法学院，和法学院谈论比较多，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的，过一些年，因为前些年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大规模地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和法律、商业的这个人才，所以这个商学院、法学院大规模地办，不顾质量地办，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愿意求全责备，但是这个不应该长久下去，如果长久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而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容忍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从下30年开始，我觉得需要有一系列的考虑，就说如何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非常地富裕，人民非常富裕，国家军力强大，而且我们的人民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有高度教养的一种人，这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一个礼仪之邦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
大学是衡量一个社会人文价值的标尺，当人文教育遭遇就业冷门，当教授、专家成为民众嘲笑的目标，谁是真正的无知？又是谁在制造无知？
王鲁湘：感谢甘阳先生的演讲。首先我完全同意甘阳对大众文化和媒体的批评。另外还有一点的话，甘阳先生刚才说，他因为我们《世纪大讲堂》还在追求一点，也还有一点追求，所以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到这里来给我们讲课。甘阳先生对我们的这个批评，我们感到很高兴，对我们的表扬，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确实，你现在放眼整个中文的电视媒体吧，把香港的、澳门的、台湾的、大陆的，全部加起来，恐怕还有这样品位的节目就只有《世纪大讲堂》了。刚才甘阳先生讲到了我们像中国大学教育中间的一些症结，问题是中国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的整个中小学教育整个一个完整体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是这个链条上头的一环。那么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是在中小学那边，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在讲到我们大学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从这个根上头也来思考一下？
甘：这个问题，第一我要强调我调查得不够，对中小学调查不够，不过这个问题我和大家的看法有一点差异，我觉得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其实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美国的中小学方面实际上学中国，比如大家都知道，《扁平的世界》这本书，他问了比尔盖茨一个问题，他就说，因为他们都很忧虑美国的衰落问题，他说我们的教育上是不是还是比较，他说，不是说中国日本都是死记硬背的吗，他说就是说我们美国这个是不是我们比较强调自由创造？比尔.盖茨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很多东西就是要死记硬背的，基础性的东西必须要学的，比尔.盖茨说，你不可能微积分都不会，你就会创造这个电脑的程式了，很好的很重要那些程式，他说基础训练就是要靠苦功。我在这一点，我要特别要讲，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流行的，包括香港流行的教育观念非常地成问题，就是我们不断地在讲，好像让学生自己自由创造，这个本来是对的，但是这个走到一个非常糟糕，香港现在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中学这个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因为他说，都要学生自己想，那这个老师怎么教呢，这个课也没法弄，而且他这个，天下有很多，比如说你这个数学，你就是要做无数习题，你才能做出来，还有你这个文字，你只有大量地阅读，你才能有这个文字的能力，我现在很多所谓自由创造力这种，都是背后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是偷懒，他认为不要花苦功，人就可以变成天才，你只要一想，他就是天才，我发明了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不可助长的，这样一套的自由主义教育，是绝对危险的。中小学，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死记硬背，而且你会发觉那个时候是，那个很闷，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以后连任何东西你都学不会。
王鲁湘：我们经常讲童子功嘛，童子功是要受用一世的。
甘：所以我估计可能要检讨的，大概是最后高中那个，就是最后一年完全的应试考试，这个部分，当然我并没有做调查，大家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对我自己没有调查的东西，我不敢下结论，但是我觉得整体性地否定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我大概是不大同意。
王鲁湘：下面有一个凤凰的网友，叫做所谓先生，这名字挺好，所谓先生，他说甘先生，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我想说的是，美国这边的人文教育也很式微，现在最火的还是医学、法学、计算机之类的，高职化的倾向也非常严重，那么您怎么看？
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它在所有的学校都在批评，不过他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要稍微纠正一点，就是说美国实际上这些年来，理工科的学生的人数比例在不断下降，这个就是他们非常担忧的一点，现在基本上的统计是中国大陆是最高的，就是中国大陆在本科生里面，60％以上学理工的，美国只有不到40％，在不断递减，那么这个印度也比中国要低，所以它这个，中国的理工科的学生申请这个留学生特别容易，因为它这个特别是一些最近还有人告诉我，像化学化工这样，美国人不大愿意读的，因为觉得有毒，实验室大家都不愿意去，这些最好报。但是当然美国非常担心，就是美国担心它的这个科技方面会落后的就是说，一个它自己的子弟报理工科的人数在不断递减，那么假定从9.11反恐以后，来留学不是控制吗，因为理工科就是中国、印度这些留学生到实验室里占主要的人，如果这个控制了，它就是会担心会衰减。现在大家都在借钟馗打鬼，我们呢，也老实说，是在借，说美国大学如何好，我们说中国大学有问题，现在美国人也是借中国的大学打美国的大学。
最近就说今年我非常惊讶，美国，就是上一届的哈佛学院院长，他正好是研究中国的，他在美国人文艺术院的院报，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做《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学》，认为中国大学已经对美国大学形成强烈的挑战，而最主要说的中国大学所有的大学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我当时看了非常地好笑，我说我们刚刚开始在做，大家都觉得很吃力，他说中国的通识教育已经很，说美国现在越来越不重视通识教育，我觉得这个都是借钟馗打鬼。
提问1：甘老师，很荣幸听您的讲座，我就刚才听您说，中国现在就是特别需要重新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但是我想就是有一个道理是物极必反，如果咱们在提升文化实力的过程中，可能又会遇到别的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具体怎么解决呢？
甘：这我要问你，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没有想到它提升传统文化有什么问题呢？
提问：比如说现在我们重视文化建设，但是在大学教育中，比如说哲学，文史哲这些专业，大学生他们将来的就业怎么解决呢，对于他们那些富裕的家庭，富裕的家庭可能有他的家长作为他的经济后盾，所以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学习，而对于那些贫困的学生，他们能静得下心来学习吗？
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文史哲的学生当然还是会有需求供应，会有一个制约，一个系里面，大学里面都会根据它的毕业量的需求会制定，不会无限膨胀，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就是我今天又没有时间多讲通识教育这个，比方说两年，这大学四年，尤其现在基本上是，真正要做研究是要读研究生的，所以没有必要把四年都集中在一个专业学习上，就要用两年的时间，最少用两年的时间做通识教育，这样的话，只要，不管你贫困学生也好，只要进了学校，都应该接受同样的一个教育，而这一点并不额外增加你的，比方说经济上的负担，而且对你的就业，本身也是好的，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他本科，不管他属于什么专业，他毕业以后，一半以上的人做的不是他所学的专业，所以你这个通识教育的话，你一个一个，因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学习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一个固有，处在一个知识更新非常快的时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内容，而是你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你即使知识更新了，你有能力去掌握新的东西，而这个是大学要教，而这个如果通过推动通识教育而减低对过分的专业教育内容的灌输，对每个人以后的，即使从就业角度来说，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也是好的，对贫困学生也是好的。
提问：甘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我是北大心理系的，然后我觉得像心理学的这种学科，就跟那些比如说更加职场，就是更加职场效益的那种专业相比，确实它在，就是我们必须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大四，或者说我们在研三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所谓我们就是，就是应该通才教育，就是应该就是不要过多地这样一种职业化导向，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种教育现状，它还没有达到解决我们，能够满足我们解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像马斯洛，他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个像您说的，就是富裕或者是温饱，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刺激他们去努力，去上进的这样一个主要因素。像您说的，对一种真理的需求，可能就是在现阶段来说，可能还不能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甘：坚决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尤其北大。我觉得第一个，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温饱阶段已经过了，就是最低需要，马斯洛那种最低需要，前三代都已经过了，我相信，尤其北大，你当然得提得高点了，你说其他大学，地方性的大学，比较直接联系就业的大学，你中国好歹有一两所像样的大学吧，能够维持素质吧，一点门面都没有，这个不可以嘛，没有，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并不难做的事情，有很多一点都不难做，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大学的观念，他们学的他们自以为是的观念，完全错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大学怎么回事，他以为他学的那套东西，全都是经济的，商业的，你首先讲，北大现在有，我们没有统计过，北大自己人告诉我的，北大商法加起来，已经占到北大一半左右了，都是因为和钱相关，哪里有这样子的，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从头到尾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从来不可以变的这一点，如果中国连一所大学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觉得这个民族非常非常可悲了。
提问：甘老师，你好，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了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文化日微，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以我们就是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它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说，如果后30年大力发展文化的话，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给它一个很好的支撑，因为文化是一种很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发展经济，地方官员很有冲动的，我GDP上去了，我就可以升官，我财政收入就可以增长了。这个文化你没法考量的。我们如何在我们中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使我们的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尽量地不要走样。
甘：我这个回答，我觉得第一点，文化方面的重建问题，不可能由政治方面来代替，政治是重要的，但是不要以为就是说，民主化以后，你自然而然就有文化，不一样，这里是两码事，必须要说明。第二点，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对前30年，我觉得不能求全责备，你如果去看美国，看英国，1900年前后的美国，美国的经济起飞基本上是1870年到1930年、40年左右，1900年前后，那个混乱，那个道德低靡，所以中国未必是特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必须停止一个，老在抱怨和批评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只会抱怨，永远只是说中国的不好，结果变成，第一，我们也不知道中国好的地方在哪里，第二，你也不知道中国继续好到底应该怎么样，大家都停留在说一些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些空头大话，自由、民主、权力，怎么做，具体怎么做才是关键。
王鲁湘：从富强到文雅，我理解甘阳先生的演讲，实际上是对功利教育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在富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什么文雅，而是要把文雅当作中国人的一种培养目标，当作我们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