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与选本的迷雾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新青年》上就有过“选学妖孽”的说法，但选学一直就没湮灭，选本也没就此绝踪。可以说愈到后来选本更成为读者的必需了。就连自称“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的  李敖，搞了一个“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到头来还是跳不出一个“选”字。既是“精华”，可见早已汰去了选者认为不以为意的东西。 （见《我的皮肉生涯》195——216页）

    选本昌盛是有原因的。人类历史的长河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而人的生命始终是有边际的。庄子那说法“知也无涯，而生也有涯”倒还是至理。要解决“有涯”与“无涯”的矛盾一是靠分工，越分越细，越来越专，越发展越单一。搞天文的全然不须过问如何造轮船，研究小麦玉米的完全不须了解电影制作。二是通过选本以解决边缘学问或相异学科文化发展中的统一性、相互联系性的问题。 单以文学作品而言，从古至今中国最流行的就是选本。《诗三百》号称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那还是经孔子动了手术的选本。《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唐人万首绝句选》、《古雅文观止》、《古文辞类纂》……都是选本。可以说，在更大层面上了解中国古文学的人都是通过的选本。像夏曾佑、陈寅恪那样据说把中国古书都读完了的实属凤毛麟角。对选本，鲁迅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均见《集外集·选本》）因为全集有枝蔓，有水分，有为了“全”而凑数的一鳞半爪。要以简洁、精炼的方法推销自己、表达自己，选本是不可代替的。

但，当今文化市场上选本的风行与泛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恐怕又当别论。由于利益的驱动，若干出版社都围绕着周作人、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张爱玲等一哄而上，选来选去，选去选来，看似眼花缭乱、五光十色，到头来也不过大同小异，甚至还有你抄我我抄他大家抄作一团之嫌，很少有能见出选者的眼光与主见的。不说孔子选《诗》的“思无邪”，就是《儒林外史》中那位马二先生因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那样的标准也没有。这不免使读者叹息：我们太缺少选宋诗的钱钟书了。

选家的油滑与不诚显而易见。而且被选家一梳一洗一抹油，朱自清只剩下“月光下”的迷蒙，周作人不过仅仅挨了场雨淋（有本朱自清的选集名为《月光下的人生》，周作人选集名为《雨中的人生》）这真所谓陶渊明不见了“金刚怒目”，只剩下了“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六至九。》），嵇康“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集外集·选本》）。读这样的选本不说“选学妖孽”说是“选学迷雾”，我看是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