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渔民正常作业遭受骚扰的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整合力量，避免“九龙治海”各自为政的弊端，组建能够快速反应和提供有效保障的护渔专门队伍，确保中国渔民能够自由地在属于自己的蓝色国土上劳动和收获。从某种程度上说，渔民在海洋疆土上的存在与活动，是证明领土权属的最有力象征，国家有理由为自己的渔民提供足够的保障。
给中国渔民一个安全的港湾
大国当为渔民谋，第三个台阶应当放眼世界，为远洋渔民谋安全。既然是海洋大国，就必须要有走出去的勇气，这份勇气背后的底气，只能来自一份厚重的国家承诺。国家的责任之一，是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当中国渔民远涉重洋在风浪中承担了一个大国的海洋梦想时，这份安全的保障不应缺位。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渔民在内的中国公民，只要遭受到不法侵害，国家都应当运用外交的、法律的，直至像索马里护航那样的军事手段，对侵犯者给予棒喝。应该让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划定一个禁区，“侵害中国公民者，虽远必究。”
国家对于渔民群体的呵护与救济，由近及远，形如波浪，这样一个权利的确认过程，同时也是海洋意识的复苏过程。大地丰饶，海洋广袤，我们的国度应当拥有万世所未有的宏大气象与博大胸怀。关心我们的蔚蓝疆土，不妨就从关注这疆土上长久未得到足够关注的渔民开始。
远洋捕捞者：为生计，想造船走更远
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在海南出生长大的渔民邱谷儒，1986年起开始出海打渔，至今已在海上漂泊了20多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经历了海上的风风雨雨，“什么事没见过？！”
上世纪80年代时，邱谷儒经常和同伴去南沙远洋捕捞，“随便出一次海就是几百斤鱼，也没有人骚扰我们”。唯一令大家担心的，就是天气。在南沙，经常遇上台风，邱谷儒们的渔船大多装备落后，容易被台风打翻。
“我们的渔船吨位都在50吨以下，抗风能力低于12级。当时又没有天然避风港，所以一旦遇到大的台风，渔船就得赶回家，但这也最少需要两天时间。”邱谷儒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遇到台风的经历，他曾经亲眼看过有渔民被打落在大海里。
进行远洋捕鱼，邱谷儒最担心的就是生病，“我们得向渔政部门或海军求救，然后用渔政船或就近租用渔船，转运到西沙的水警区医院或海南岛治疗。以前最起码要两天两夜才能将病人送回海南岛，等到岛上人早就没了，现在条件要好一些，渔业部门也正在建设西沙渔业综合补给基地。”
对邱谷儒这些“老”渔民来说，捕鱼方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放网捕捞、钓鱼，还有一种是潜水作业，其中以最后一种风险最大。潜水捕鱼简单地说就是戴着一副潜水镜和呼吸管，潜到水下十几米或者30多米的礁石上，把吸附在礁石上的龙虾、螃蟹等海产品抓上来。由于水的压力变化，人浮上水面后，原来溶解于人体液中的氮气会变为气泡，容易引起眼球出血、耳膜破裂；如果空气进入血管形成气泡阻塞了脑血管，就会引起中风，甚至导致死亡。邱谷儒和同伴们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更没有减压仓，有时甚至没有潜水手表，不知道自己已经下潜多深。
“为了抓一只鲍鱼，可能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在我的家乡，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的，就有两三个渔民。”邱谷儒说。
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
他观察了周围进行远洋作业的渔民，“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造新船、造大船，以便可以行驶到更远的海域，谋得更多的生计。
“但这至少需要100多万元，我们自己是造不起的，从银行贷款又很困难。”邱谷儒边想边说，他还在等待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圆他的造船梦。
不同海域渔民的“烦恼”
黄渤海：环境污染引起的水域渔业功能退化，海洋工程作业冲击海水养殖业；
东海、黄海专属经济区：传统作业渔场缩减，国家之间存在管理制度和执法措施上的差异，以及传统作业习惯的影响；个别渔民冒险在日本、韩国管辖水域内违规生产，造成涉外渔业事件；
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方面非法干预；
南海：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干预。此外，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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