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

       光绪六年（1880年）春，马建忠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次年，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印度，与英国印度总督黎彭等多次交涉鸦片包销及税收问题。八年（1882年），受李鸿章派遣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了商约，并建议朝鲜聘请有经验的洋员和中国有识之士掌握海关主权，后李鸿章派德国人穆麟德与马建忠的四哥马相伯前往朝鲜海关。十年（1884年），朝鲜大院君发动政变掌握政权，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东渡观变。当时，日本海军已先登陆仁川，欲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设辞缓之，而亟请速济师代定乱”。注6当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兵到达朝鲜后，马建忠设下诱擒叛乱头目之计，并参与了抓捕大院君的行动，而后先将大院君用军舰押解往天津，继而扑灭余党，使日本控制朝鲜的阴谋归于破产。 

       中法战争爆发前夕，马建忠身负李鸿章交付的秘密使命前往上海，通过各种关系刺探法方意向，同时按李鸿章的指示，将轮船招商局转售给美国旗昌洋行，使招商局的船只在中法开战后免于为法国所夺，此举使马建忠遭到朝臣的激烈抨击。中法战争结束后，马建忠会同盛宣怀收回招商局轮船，并任招商局会办。  

        十六年（1890年），马建忠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二十一年（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去北京，襄助李鸿章赴马关议和。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此后，马建忠一直埋首整理《马氏文通》一书，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是奠定中国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注7 

游学以自强( r3 a. E* O$ r$ ^

       三年法国留学生涯，大大拓展了马建忠的视野。在一封给李鸿章的“读书报告”（1878年）中，马建忠记述道：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余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唯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7 N$ D( w1 y0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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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即使对于今天的留洋学子们来说也非易事。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这种印象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法国友人劝道，“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志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划格物之学”。马通过转述译介其法国友人的建议，给中国传统中对功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注解：这里，“名”既不是狷介轻狂之士自视清高而所鄙视的粪土，也不是无数“只读圣贤书”者所梦想的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而是对所受专门训练的精通，是借以与同道交流，获得承认和尊重的工具

       游学在外，马建忠对事关中国国际形象者尤为关注。在一次游览巴黎万国博览会（“炫奇会”）中，马建忠注意到“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之委之西人之咎乎？”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危机意识无时不刻在激励着马建忠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预示着他日后将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丝、茶贸易

       专修国际法并兼任当时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翻译的马建忠，对清政府驻外使馆外交人员不修炼外交技巧、不主动结交当地人士深为不满。在“马赛复友人书” （1878年）中，马建忠写道，若驻外使臣只是遵循呈递国书等例行礼节，对其他事战战兢兢，碰上当地人士宴请，也是“一往不返，闭门不出，不交一人。即问有酬酢往还，又皆彼国所谓夤缘之辈，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悉庸流，辄徒为西人见笑，以为东方之人，不可予语”。这种身在异国而仍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导致观察学习西方强国机会的丧失，等到“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

寻求富强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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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西方富强之本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建忠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认识。他说：5 x6 q% P) V(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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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钟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0 S* A. ^) B  {3 N

       综合各国政事，马建忠指出西人经验“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从此，富国厚民成为马建忠坚信用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良方，这种思想在他1890年写的《富民说》得到集中体现。该文开篇明义：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论述以前的中国，商业往来主要内循环于国内，财不外散；而开埠通商之后，出口远不抵进口，每年外流银两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何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磬，民何不贫？”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闭关锁国，不对外通商，“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进而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降低国内赋税和出口关税，增加出口货物，同时提高货物质量，尤其是中国传统强项丝茶类。二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以国产品替代大量进口的外国货物。“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机”。三则是更多开发国内矿山等自有之财。

       马建忠将重商求富作为强国之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富与民生紧密联在一起，并进而提出独立民权和三权分立思想，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为惊世之论。他指出，西方百年来“政治聿新，商贾通而生路日广，议院创而民情可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无侵吞之虞；狱讼则比事比情，无刑求之虐。其民安居乐业，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搅”。西方政体，或是君主，或是民主，或是君民共主，而其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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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马建忠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民权思想的萌芽，如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但将商业发展与普通民众安居乐业、各事其事，得享“人人自立之权”贯通起来，无疑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将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翻译到中国的严复认为，在西方，个人利益的鼓励与强大富强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连接。相比严复，马建忠所崇尚的个人自立和自爱似乎更为纯粹和独立〔1〕。而与王韬在传统的框架中为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建立现代议会制寻求合法性相比，马建忠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社会制度本质的认识来推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主，合法性已存在于其能富国厚民和培养民众自立之基之中。

       有趣的是，一方面马建忠精心研读以理解欧洲各国富强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并非盲目崇洋。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师长反复辩论，“发现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似乎公正无私，但是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每次总统变更则内阁尽换，任人唯亲，治国基于党派私利；法国号称民主之国，似乎为官者不由世族，但也是结党营私，除少数杰出之士，若非同一派别，欲谋得一好的职位也是难上加难。这些应该算是中国人较早批判西方政党政治的例子。马建忠的这种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辩证求知，客观评价西方的态度，值得每一个研究西方的人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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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建忠的各种上言和著述中，他一以贯之地使用“中国”这个词而非传统的“天下”来指称中国，看似一词之变，反映的却是整个世界观和历史格局的变化。面对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中国再也不可能是“中央之国”和“家天下”了。思维敏锐如马建忠（后继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开始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之林中寻找中国新的坐标。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产生，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变革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直到现在仍对国家认同、国民意识的塑造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产生持久的影响。; a! h* I/ L4 o: D1 ~. B& ^1 A0 Z4 m2 y

实干家：投身外交与商界: y. I7 m$ i% E: K' U7 \2 r

       与同时代的很多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相似（如容闳和王韬），马并不是囿于书斋的空谈家。他的给李鸿章的不断上书进言，一方面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得以运用和社会抱负能得以实现。当时的洋务运动，尽管有很深的局限，多多少少也给这些新学之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舞台。9 f& @& F" I2 K, H! C5 |& b8 B5 G

       1880年马建忠学成回国，入李鸿章幕府。1881年，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印度，与英国印度总督黎彭等多次交涉鸦片包销及税收问题。1882年，鉴于当时日本正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丁日昌向李鸿章建议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1882年马建忠受命出使朝鲜，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订成商约。日本对中国国内有此外交能人襄理订约之事，甚感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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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发动政变（“壬午兵变”），日本使馆遭袭，军人被杀，日本派遣陆海军欲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东渡应变。等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兵到达朝鲜后，马建忠建议诱擒大院君，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借故追查人凶武装干涉，又可维持中国所册封的原国王的王统秩序。其后政变平定，马建忠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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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至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担心法国截夺招商局的船只，向李鸿章建议将轮船换用他国旗帜行驶以保存产业和实力，日后再按协议收回。时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亦同意此方案，具体操作由马建忠进行。马建忠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乃是“万国通行之公例”。1884年7月，招商局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美国旗昌洋行。此次售产换旗未及禀报朝廷，属秘密进行，给当时对李鸿章不满的人士以口实，指责马建忠私自出售招商局产权，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2〕。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向旗昌洋行以原价收回产业。/ }8 O& Z$ ]" j$ e3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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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李鸿章请马建忠出任上海织布局总办。马建忠权力的扩充引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的猜忌，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1893年织布局毁于一场大火，种种因素，使马建忠决定去职回籍。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协助李赴马关议和。事实上马建忠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已移至著述学问之上。

 

勤于著述，以报国粹

 

       马建忠“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叙之作”。他虽然自谦为“就事论事，以承下问备省览而已”，但读其著述，可见其“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他的主要言论思想，如《富民说》和他给李鸿章的多篇上书，收录于《适可斋记言记行》中。他的出使朝鲜和日本的见闻，也被名为《东行三录》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珍贵历史资料。此外，马建忠还编纂了八十八卷的关于各自然科学理论的《艺学统纂》〔3〕。: `' n) s. N% x/ w; |3 q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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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忠的著作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其语法巨著《马氏文通》。在留学时期马建忠就作为第一个东方人考取法国的“文词秀才”。对西方各国语言（包括古典语言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精深了解使他能借以对比中国古文，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参照，又借鉴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对实词和虚词的研究，对古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 v4 f3 i( `4 J5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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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中，马建忠得以与其四哥马相伯互相交流切磋。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为复旦大学（前身为天主教背景的震旦学院，1905年独立成建复旦公学，1917年后用现名）以及北京的辅仁大学（1926年）的创建者，马相伯亦精通西方多国语言，曾教蔡元培拉丁文，其时正编订《拉丁文通》。马相伯回忆道，马建忠平时留意收集有特殊语法的例句，《马氏文通》是他“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4〕。2 d* h) ?' Z2 S%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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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氏文通》总计十卷，分为“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1896年书成，“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1898年和1899 年商务印书馆分两次刊行其木刻本。后来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A- B. _2 u$ u/ D# v( H6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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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李鸿章再次邀请马建忠襄理文案。8月30日，在连夜赶译一篇俄国专电后，马建忠猝然去世，时年仅五十五岁。  ^1 y$ [9 Z/ m5 q, S) j3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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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在为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出版所作的序中，梁启超写道：. ^+ s/ _0 T" f- f7 I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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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君之所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查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源，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观照中国过去百余年的风云变幻，马建忠的真知灼见，如富国为先和权力制衡，又岂止是“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只是商业的进步似乎不难达到，而如何让“人人有自立之权”，在二十余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仍是深刻而艰巨的话题。' M1 }0 G* H5 G* U4 m) ]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

 

烟税第一人——马建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保守的统治阶级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筹办所谓“洋务”。在洋务筹议中，有一个人喊出了征收烟草税的主张，这个人便是马建忠。 

　　马建忠字眉叔，1845年生于江苏丹徒(镇江)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自幼受到西学的薰陶，稍长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学习。1876年，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毅然抛弃科举，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学习了英、法、希腊等国文学，而且还探求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知识，还曾被驻法公使郭蒿焘聘为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在天津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

　　当时，李鸿章正在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而专究西学的马建忠便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助手。1881年，受李鸿章差遣赴印度同英国人谈判鸦办专售事宜。在谈判中，马建忠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他的观点赢得英国人的同情，“虽未遽许”，但英人“皆称其公”。1882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归国。1884年，李鸿章委派他为招商局总办。1899年，著《马氏文通》，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文法专著。1900年病故。

　　马建忠身处“中兴大臣”的官僚幕府，长期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述“欲上下中外之古今”、“究其兴衰之所以”，并结集为《适可斋纪言纪行》。他在《上李相伯覆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中，谈到建水师筹款的第二项建议时说：“水烟、旱烟饥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者约五六十万。今年至少科计，每县吸食以十万人计，每人日捐钱半文，一县得钱五十千，一年得钱一万八千串；通各直省一千三百余州县，计一年约可得钱二千万余串。惟抽之于吸烟之人，未免苦其繁杂，若就地抽征之法以税出烟之地。各省罂粟概以此例，则岁可盈银至少亦二千余万。西国重征早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查英国岁收烟税二千余万，法国近四千余万，其它各国，少亦至数百万，此事之可为者二也。“马建忠的主张虽不成熟，但却谈出烟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并援引英、法等国之例，显示了他雄厚的西学知识。他知道这些建议不会为清廷采纳，故在文章最后说：其建议“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洋烟、洋酒初入中国，把持在洋人手里的海关皆免征税。而对中国的出口大宗产品丝茶之税予以重征。对此，1890年，马建忠在《富民说》中言：“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王文昭)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又一次强调征收烟草税重要性。

　　总之，马建忠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征收烟草税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为清末民初筹办烟草专卖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0年8月14日，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